第1032章 杂智之一《狡黠》38 白铁馀（2 / 3）

值跃迁”的逻辑，在现代管理中若用之正向，可将组织愿景转化为员工的行动动力；但白铁馀的做法，本质是利用符号进行“恶意动员”，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白铁馀与李抱贞、刘玄佐的核心差异：“符号赋能”定与价值导向

评论中提到“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馀矣”，这一判断精准点出了“工具本身无善恶，使用者的目标与价值导向决定其结果”的核心。对比三者的行为逻辑，可清晰看到“符号赋能”在不同目标下的天差地别。

李抱贞在潞州时，曾面临军饷匮乏、士兵哗变的危机。他利用当地百姓对“寺庙神钟”的敬畏，宣称“神钟能显灵，若能将钟熔化铸钱，可解军队燃眉之急，且不会冒犯神灵”，并亲自带头祭拜，最终顺利熔化神钟解决军饷问题。刘玄佐则在镇守汴州时，通过“伪造祥瑞”“宣传忠义”等方式，强化士兵对朝廷的忠诚和对自身的信任，稳定军心、抵御外敌。二者与白铁馀的共性在于，都善用“神圣符号”或“权威符号”；但本质差异在于三个维度：

其一，目标的正当性：李抱贞用符号赋能是为解决军队生存危机、避免哗变带来的社会动荡，刘玄佐是为稳定边防、守护百姓安宁，二者的目标均符合组织（军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白铁馀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个人敛财与权力野心，完全违背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在现代管理中，这对应“组织目标的伦理底线”——优秀的管理者会将“符号赋能”用于实现组织价值（如提升产品质量、服务用户），而不良管理者则会用其进行“虚假宣传”“收割韭菜”，最终损害组织长期发展。

其二，价值的创造性：李抱贞熔化神钟铸钱，本质是将“宗教符号”转化为“实用资源”，解决了真实存在的军饷问题，创造了“稳定军队”的实际价值；刘玄佐通过符号赋能提升军心，最终转化为“抵御外敌”的战斗力，创造了“守护边疆”的价值。而白铁馀的“符号赋能”完全是价值掠夺——他骗取的百万布施，没有转化为任何对社会、对追随者有益的成果，反而将追随者拖入作乱的深渊。这对应现代管理的“价值创造原则”：组织的任何策略（包括符号构建），最终都应指向“创造用户价值、员工价值、社会价值”，若仅停留在“掠夺式变现”，必然无法长久。

其三，手段的透明性与可逆性：李抱贞、刘玄佐的“符号使用”虽有一定策略性，但并未完全脱离现实——李抱贞明确告知百姓“熔钟是为铸钱解危”，后续也确实用铸钱解决了军饷；刘玄佐的“忠义宣传”，最终通过“抵御外敌”的实际行动验证。而白铁馀的手段完全基于谎言，从“佛光现世”到“圣佛显灵”，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且一旦谎言被戳穿（如程务挺征讨），整个体系便瞬间崩塌。这对应现代管理的“诚信原则”：符号赋能可以有策略，但不能有欺骗；可以有包装，但不能脱离本质。只有基于真实价值的符号构建，才能形成长期信任。

三、白铁馀事件对现代管理的三重警示：符号使用的边界与目标锚定

白铁馀的失败，不仅在于其目标的邪恶，更在于他违背了“符号赋能”的本质逻辑——符号是“信任的载体”，而非“欺骗的工具”；是“价值的放大器”，而非“掠夺的借口”。这一事件对现代组织管理，尤其是品牌建设、文化塑造、目标管理，具有三重深刻警示：

1符号构建必须锚定“真实价值”，拒绝“虚假赋能”

现代企业常通过“品牌故事”“企业文化符号”（如logo、slogan）构建信任，但部分企业却陷入“白铁馀式陷阱”——过度包装符号，却忽视核心价值。比如某些网红品牌，靠编造“古法传承”“明星推荐”的故事吸引流量，却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上偷工减料；有些企业打造“创新先锋”的符号，却缺乏实际的技术研发投入，最终因“名不副实”被市场淘汰。

白铁馀的教训告诉我们：符号的生命力源于“真实价值支撑”。就像华为的“狼性文化”符号，背后是“技术研发投入”“员工奋斗精神”“客户至上”的实际行动；星巴克的“第三空间”符号，背后是“舒适的环境”“优质的服务”的真实体验。管理者在构建组织符号时，必须先问自己：“这个符号对应的真实价值是什么？我们能持续兑现符号承诺吗？”只有符号与价值高度统一，才能形成长期信任。

2群体动员必须坚守“伦理底线”，拒绝“恶意操控”

对现代组织而言，群体动员的核心应是“目标共识”而非“情感操控”。比如阿里巴巴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动员员工围绕“服务中小企业”的目标奋斗；腾讯的“科技向善”，引导员工将技术研发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优秀的管理者会通过“清晰的目标、合理的激励、透明的沟通”，让员工主动认同并参与组织行动，而非靠“虚假符号”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