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晚清外交风云中的沉浮者（2 / 8）

咸丰帝起初对耆英采取了冷落的态度，削减了他的权力，不再让他参与重要的外交事务。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曾经的外交重臣变为了边缘人物。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再次面临列强的军事威胁，咸丰帝在无奈之下，又想起了耆英在外交谈判方面的“经验”。

1858 年，英法联军北上，逼近天津。咸丰帝派耆英前往天津参与谈判，试图让他再次施展“外交手段”，缓解局势。但此时的耆英已今非昔比，英法联军对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反复无常行为极为不满，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在谈判中遭受冷遇，自觉颜面尽失，未等咸丰帝批准，便擅自回京。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咸丰帝，他以耆英“擅自回京，擅自离差”为由，将其赐死。耆英在咸丰朝的起伏命运，既是晚清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个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耆英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和晚清的政治走向。

在道光朝，耆英凭借其皇族身份和出色的官场表现，得到了道光帝的信任与支持。道光帝将他视为解决外交困境的重要倚仗，对他参与的外交谈判给予了较大的自主权。这使得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得以稳固，也为他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提供了政治保障。同时，耆英与一些主张妥协求和的官员形成了政治同盟。这些官员出于对清朝实力的担忧，认为与列强对抗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支持耆英的“羁縻”政策。他们在朝廷中相互呼应，共同影响着道光朝的外交决策。

然而，耆英的外交行为也引起了一些正直官员的不满。这些官员坚决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认为耆英的妥协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他们在朝廷中对耆英进行弹劾和批评，指责他懦弱无能，卖国求荣。例如，一些主战派官员强烈要求道光帝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坚决抵抗侵略，对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软弱表现极为愤慨。这种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争议，使得耆英在朝廷中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

在咸丰朝，耆英与咸丰帝的关系经历了从冷落、启用再到决裂的过程。咸丰帝起初对耆英在道光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深感不满，对他进行冷落。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启用耆英。然而，耆英在天津谈判中的失败以及擅自回京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咸丰帝，最终导致自己被赐死。耆英与国内政治势力的关系，反映了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在面对列强侵略时的分歧与矛盾，也凸显了耆英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艰难的处境。

第七章：耆英外交活动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耆英参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使中国丧失了领土主权；一系列条约中关于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司法主权。中国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政治主权受到列强的严重干涉和控制。

经济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通商口岸的开放，使西方列强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同时，巨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得不增加赋税，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例如，《南京条约》中的赔款条款，使得清政府为筹集赔款，加大了对百姓的搜刮力度，导致民不聊生。

在社会层面，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变革。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各地陆续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等。同时，这些条约也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现状，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变革运动埋下了伏笔。耆英外交活动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觉醒。

耆英在晚清的外交活动，虽然主要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备受争议，但在客观上也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耆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和思想。他将一些西方的信息带回国内，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外部世界。例如，他在与西方外交官的交往中，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军事技术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尽管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能较为肤浅，但他的这些见闻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方的关注，为后来的西学东渐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耆英在外交谈判中，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虽然这种交流并非出于平等和自愿，但在与西方代表的沟通中，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