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晚清外交风云中的镶黄旗官员（3 / 8）

为崇厚撑腰打气，帮助他应对来自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质疑和阻碍。崇厚也积极响应李鸿章等人倡导的“自强”“求富”口号，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是增强国家实力、改善外交处境的关键途径。

崇厚的洋务实践，如天津机器局的成功创办，为洋务派的理念提供了现实例证，进一步坚定了洋务派推进洋务运动的决心。他在外交事务中，也积极贯彻洋务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试图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周旋和学习，来维护国家利益。例如，在与法国的外交交涉中，他一方面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分化其联合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清朝学习西方技术、增强自身实力的决心，来争取在谈判中的主动。

同时，洋务派的整体氛围和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崇厚的外交思想和行动。洋务派强调的“中体西用”原则，使崇厚在外交活动中既努力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和传统文化，又积极吸收西方的外交规则和技术手段。然而，这种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使得崇厚在外交决策中有时过于保守，不敢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外交谈判中的表现。总的来说，崇厚与晚清洋务派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共同在晚清复杂的局势下，为国家的自强和外交的改善做出了努力，尽管成效有限，但他们的尝试和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九章：崇厚的外交理念及其形成背景

崇厚的外交理念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崇厚目睹了列强的强大和清朝的软弱，深刻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等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这种现实促使他形成了一种务实的外交理念，即承认列强的优势地位，试图通过妥协和合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列强的部分要求，以换取和平的外交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争取时间。

同时，崇厚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秉持着对朝廷的忠诚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信念。在外交活动中，他努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满足列强要求之间寻找平衡。尽管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但他始终试图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避免过度损害国家的尊严。

另外，崇厚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了解到一些西方的外交规则和国际惯例。他认识到在国际交往中，遵循这些规则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开展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学习和运用西方外交规则，试图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相结合，形成一套适合晚清国情的外交策略。

然而，崇厚外交理念的形成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一方面，晚清时期的封建统治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外交决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清朝国力的衰弱使他在外交谈判中缺乏足够的底气和筹码，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无奈的妥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崇厚复杂而矛盾的外交理念，这种理念在晚清外交实践中既有积极的尝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挫折。

第十章：崇厚在晚清外交体制变革中的角色与作用

晚清时期，传统的外交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外交体制变革成为必然趋势。崇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崇厚作为较早深入参与外交事务的官员，深刻体会到传统外交体制的弊端。传统的朝贡外交体制以“天朝上国”自居，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外交模式。因此，崇厚积极倡导引入西方外交体制中的一些元素，推动晚清外交体制向近代化转变。

在外交机构设置方面，崇厚的经历促使朝廷对原有外交机构进行改革。他在处理“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以及参与其他外交活动中，深感缺乏专门、高效的外交机构带来的不便。回国后，他向朝廷建议设立专门的外交部门，以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事务。这一建议推动了后来总理衙门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总理衙门在组织结构、职能划分等方面借鉴了西方外交机构的模式，成为晚清处理外交事务的核心机构，标志着晚清外交体制开始向近代化迈进。

在外交人才培养方面，崇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他认识到传统的科举出身官员缺乏外交知识和技能，难以胜任近代外交工作。因此，他主张培养专业的外交人才，建议在教育体系中增加外交相关课程，如国际法、国际政治、外语等。虽然这一主张在当时未能全面实现，但为后来外交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此外，崇厚在外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为晚清外交体制变革提供了参考。他在与列强的谈判中，对西方外交规则和手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经验被他反馈给朝廷，促使朝廷在制定外交政策和调整外交体制时，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尽管崇厚在外交上有过失误，但他在晚清外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