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之刑（1 / 5）

那台摄像机是在老档案馆的地下室找到的。

蒙着厚厚的灰，外壳是暗绿色的金属，镜头比现在常见的型号大出一圈。旁边散落着十几盘同样规格的录像带，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

我把它带回工作室纯粹是因为好奇。

我是个纪录片导演，或者说，曾经是。最近三年没有拍出任何作品，积蓄快要见底。朋友说老档案馆清仓处理废弃物品，让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些能卖的旧设备。

但这台摄像机很怪。

它没有品牌标志，没有型号编号，甚至没有电源接口。底部只有一个凹陷，形状很不规则，像是需要某种特制电池。我试着用万能充接上，指示灯竟然亮了——虽然那光是暗红色的，很不正常。

更怪的是取景器。

透过它看出去，世界会多出一些东西。

第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调试设备。镜头对准空荡荡的墙面，取景器里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背对着我，微微晃动。我猛地移开眼睛，墙面就是墙面。再看取景器，人影还在。

我以为是镜片霉变产生的错觉。

第二天，我带着摄像机去老街采风。透过取景器拍摄那些老房子时，发现每扇窗户里都有人。不是现在住户，而是穿着旧式衣服的人，动作缓慢，面无表情。有的在梳头，有的在吃饭，有的只是站着，看向窗外。

但没有一扇窗的窗帘是拉开的。

现实里，那些房子大多空着。

我关掉摄像机，心跳得厉害。朋友说这街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过火灾，死了不少人。我没细问，当时只觉得是拍纪录片的好素材。

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三天，我决定测试这设备的极限。

我去了市郊的河滩，那里据说每年都有人溺水。下午三点，阳光很好，河滩上只有几个钓鱼的人。我打开摄像机，对准河面。

取景器里的河水变成了黑色。

水面上浮着东西。

一个，两个，三个……总共七个黑影，随着水波起伏。它们没有清晰的形状，但能看出是人的轮廓。最靠近岸边的那个，似乎面朝下，头发像水草一样散开。

我数到第七个时，突然发现取景器角落有东西在动。

我移动镜头，对准那个方向。

河滩的芦苇丛里，蹲着一个人。

他背对着我，肩膀在抽动，像是在哭。我调整焦距，画面拉近。他穿着蓝色的工装，款式很旧，裤腿上沾着泥。他的手在挖沙子，一下，一下，挖得很慢。

然后他转过头。

取景器里，他的脸是模糊的，像打了马赛克。但我知道他在看我。

我放下摄像机。

现实中的芦苇丛随风摇晃，空无一人。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录像带都看了。十三盘带子，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固定机位拍摄的室内场景。一间老式客厅，家具蒙着白布，墙上的挂钟停在三点十七分。

每次录像的时间长度不同。

最短的只有三分钟，最长的超过八小时。

但无论哪一盘，在播放到第七分钟时，画面都会出现同一个人。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房间右侧的门走进来。他走到茶几前，倒一杯水，喝掉，然后走向左侧的门，离开。全程不看镜头，动作机械得像设定好的程序。

第十三盘带子不同。

男人喝完水后没有离开。

他停在茶几前，缓缓转过头，看向镜头。

他的脸很清晰，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左边眉毛上有一颗痣。他盯着镜头看了大约十秒，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把画面定格，放大他的口型。

反复看了二十多遍，我终于辨认出来。

他说的是：

“轮到你了。”

我后背发凉。

关掉播放器，工作室里只剩下显示器的微光。窗外传来远处车流的声音，但感觉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拿起摄像机，犹豫了一下，打开取景器，对准自己。

取景器里的我，身后站着一个人。

灰色中山装，方脸，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他就站在我椅子后面，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盯着我的后颈。

我猛地转身。

什么都没有。

再看向取景器，他还在。

我关掉摄像机，在工作室里坐了一夜。天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找到这个男人，或者，找到关于他的真相。

档案馆的记录显示，这台摄像机是1983年由市公安局证物科移交的，编号“证物83-47”。相关案件是一起失踪案，失踪者叫赵建国，纺织厂工人，当年三十九岁。

就是取景器里的男人。

他于1983年5月14日下班后没有回家。妻子报警，警方调查三个月无果，案件搁置。1985年，妻子搬离本市，案件档案封存。

但记录里没有说明摄像机为什么成为证物。

我去了纺织厂旧址，现在是个物流仓库。门卫是个老头，听我问起赵建国，眼神躲闪。

“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