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档录（1 / 4）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被分配到省城的历史资料整理办公室工作。

我叫卫明远，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满脑子都是整理故纸堆、考证历史的热情。

办公室在一栋旧政府楼的三层，光线昏暗，空气里常年飘浮着纸张霉变和灰尘的味道。

我的工作很简单，将解放前各种零散的档案、报纸、私人信件分类、编号，然后归档到那个巨大的、迷宫般的档案库里。

带我的老师傅姓胡，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沉默寡言得像档案柜本身。

他教我认各种旧式编号，叮嘱我两条铁律：第一，编号不能错，一个数字错了，那份文件就可能永远“消失”。

第二，下班前必须检查自己负责区域的所有柜门是否锁好，尤其是最里面那排标着“暂缓”和“待鉴别”的灰色铁柜。

“小卫，记住，”胡师傅在第一天下午，指着那些灰色铁柜，镜片后的眼睛没有什么波澜，“那里的东西，看看标题和日期就行，别细读，更别想着去‘理顺’。

它们就那样待着，最好。”

我有些不解，但新人总要听话，便点头应下。

起初几天，工作平淡枯燥。

我把一摞摞泛黄的纸张按时间、类型分开，写下工整的编号标签。

只是偶尔，在翻阅某些个人日记或往来信件时，会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那些墨迹间流露出的恐惧、困惑或未尽的诉说，像是隔着时光在低语。

我告诉自己，这是历史工作者的多愁善感。

变化是从我接手一批“民国三十七年地方报刊摘要”开始的。

那堆资料格外凌乱，夹杂着不少手写批注和剪报。

我在一份报道某小学火灾的边缘，看到一行用红铅笔写的极小的字：“不对，当时在场的不止三个班。”

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更奇怪的是，关于那场火灾的伤亡人数，在几份不同报纸的剪报上，竟然有几个不同的数字，被人用蓝笔圈出，打了个问号。

我以为是资料收集时的误差，没太在意，按照主流报道的数字做了摘要。

可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那份已归档的文件，准备复核时，冷汗瞬间就下来了——我昨天亲手写下的、基于那份主流报道的伤亡数字，竟然变了！

变成了另一个较小的数字，笔迹却依然是我的笔迹，墨水颜色也一模一样，仿佛是我自己睡了一觉起来，迷迷糊糊改掉了。

我愣在当场，反复核对记忆。

没错，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写的是哪个数字，旁边还有我做的火灾原因分析要点。

可现在，分析要点还在，数字却成了另一个。

我猛地抬头看四周，办公室里只有早到的胡师傅，正背对着我，慢条斯理地擦着桌子。

“胡师傅，”我声音有点干，“这份档案……您动过吗？”

胡师傅转过身，擦了擦眼镜，看着我手里的文件：“没有。你编号的，自己负责。怎么了？”

“这数字……好像不对。”

他走过来，扫了一眼：“哦，这个啊。正常，旧资料常有出入，定稿时以我们核实过的为准。你大概是记混了，昨天那些剪报里不是有好几个数吗？”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毛。

因为他甚至没问我原来写的是什么数字。

我勉强压下疑惑，说了声“可能吧”，坐回座位，却再也无法集中精神。

我偷偷观察胡师傅，他一切如常，泡茶，看报，整理文件，偶尔接个电话，声音低沉简短。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变动”开始频繁出现。

有时是一段话里某个词语被替换成近义词，有时是某个事件日期往前或往后挪了一两天，有时甚至是整段无关紧要的背景描述消失不见。

每次变动都极其细微，不仔细核对根本发现不了，而且笔迹、墨迹都天衣无缝，就像我自己在某个平行时空里做了修改，而这个时空的我对此毫无记忆。

更诡异的是，我发现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包括另外两位比我资历稍长的同事老吴和小赵——似乎对这种“变动”毫无察觉。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指着一份关于旧商会调解劳资纠纷的记录，问对面桌的老吴：“吴老师，您看这段关于调解人身份的记载，是不是有点模糊？我记得之前好像提到他是商会副会长的亲戚？”

老吴从一堆表格里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接过文件看了看，疑惑地看我：“一直就这么写的啊，‘热心乡绅’，哪来的副会长亲戚？小卫，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看串行了？”

他的表情自然，不像撒谎。

我后背窜起一股凉气。

难道真的是我记忆出了问题？

我开始偷偷做记号。

用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极轻微的折角，用铅笔在文件背面画极小的点，或者用指甲在某个字上留下几乎看不见的划痕。

可是，当我第二天再去检查时，那些记号往往还在，但文件内容却可能已经变了。

而更让我恐惧的是，有一次，我明明记得我在一份名单的第三个名字旁点了铅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