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晚清外交风云中的沉浮者（4 / 8）

抚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掌握着地方的资源和力量。在涉及到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势力在地方的活动等外交事务时，耆英需要地方督抚的配合来确保相关条约的实施和地方秩序的稳定。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的设立和管理需要地方督抚负责安排。耆英会与相关地方督抚沟通协调，要求他们做好通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管理以及应对外国人在当地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地方督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听从耆英的安排，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外交事务与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这种协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外交条约的落地实施，尽管是以牺牲国家部分主权为代价。

然而，耆英与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上也存在诸多分歧。一些地方督抚对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妥协退让态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耆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给地方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冲击了地方传统经济，导致许多手工业者失业，地方经济遭受重创。部分地方督抚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他们希望朝廷能够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经济利益。但耆英出于对清朝整体局势的考虑，认为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妥协求和是无奈之举。这种分歧反映了朝廷外交决策与地方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

此外，在应对外国势力在地方的一些具体事务上，耆英与地方督抚也存在不同意见。地方督抚更关注地方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外国人在地方的一些越界行为，他们往往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而耆英为了维护与列强的“和平”关系，有时会要求地方督抚对外国人的行为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例如，在处理一些外国人在通商口岸附近私自占地、干涉地方司法等问题时，耆英担心过度强硬会引发外交冲突，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而部分地方督抚则认为应该坚决扞卫地方权益，对外国人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这种在具体事务处理方式上的分歧，使得耆英与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中的协作时常出现裂痕，也影响了晚清外交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效果，进一步凸显了晚清外交在中央与地方协调方面的困境。

第十二章：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心理与行为分析

耆英在晚清一系列外交谈判中，其心理与行为表现复杂且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他在外交舞台上的角色。

从心理层面来看，耆英首先怀着一种深深的无奈感。他深知清朝在军事、科技等方面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差距，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明白若坚决抵抗，可能会导致清朝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甚至危及统治根基。这种对实力悬殊的清醒认知，使他在外交谈判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动、无奈的心理状态，不得不考虑以妥协求和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灾难。

同时，耆英内心也有着对维护清朝统治的强烈责任感。他认为通过签订条约，满足列强的部分要求，可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为清朝争取时间进行整顿和改革，从而延续清朝的统治。这种心理使得他在谈判中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这些让步往往是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

在行为上，耆英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在与列强的谈判中，面对对方提出的割地、赔款、通商等苛刻要求，他虽内心痛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例如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对于英国割占香港岛的要求，耆英虽有挣扎，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他担心拒绝会引发更激烈的战争。这种妥协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平息了列强的怒火，但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耆英在谈判中还试图通过与列强代表建立私人关系来改善谈判局面。他频繁与列强代表进行私人接触，以礼相待，甚至表现出亲昵的态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软化对方的立场，争取相对有利的条款。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放弃对利益的追求，反而将耆英的这种行为视为清朝软弱的表现，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提出各种要求。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心理与行为，是晚清国力衰落背景下的产物，虽有其试图维护统治的初衷，但因其妥协行为对国家造成的巨大伤害，使其成为了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第十三章：耆英外交活动对满汉关系的影响

耆英在晚清的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满汉关系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耆英作为满族贵族，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满族在朝廷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印象。在当时的清朝，外交被视为重要的国家事务，由满族亲贵耆英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满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让满族官员和民众感受到朝廷对满族的倚重。同时，耆英在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决策权力，也巩固了满族贵族在统治阶层中的话语权，使得满汉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不平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