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晚清外交风云中的沉浮者（5 / 8）

，另一方面，耆英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满汉民众都深受其害。巨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从而增加了对百姓的赋税征收，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百姓，生活都变得更加困苦。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西方商品的涌入，冲击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满汉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都面临着失业和破产的困境。这种共同的苦难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满汉民众之间的距离，使他们意识到在面对外部列强侵略时，满汉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危机。

在政治层面，耆英外交活动的失败，引发了满汉官员对国家前途的共同担忧和反思。一些汉族官员开始对满族贵族主导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正是这种软弱妥协的外交导致了国家的衰败。而部分满族官员也认识到单纯依靠满族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挽救国家危局。这促使满汉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寻求合作，共同探索救国之路。例如，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有满汉官员共同参与，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增强国家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满汉之间在政治合作上的关系。耆英外交活动对满汉关系既有强化满族政治优势的一面，也有促使满汉民众和官员在苦难中走向团结与合作的一面，对晚清满汉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十四章：耆英与同时代外交家的比较

在晚清风云变幻的外交舞台上，耆英与同时代的其他外交家有着不同的经历、理念和行为方式，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耆英外交的特点。

与林则徐相比，林则徐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坚决抵抗外敌的决心。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坚决打击英国的鸦片贸易，毫不畏惧英国的威胁。他积极筹备海防，组织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而耆英在面对列强时，更多地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林则徐认为只有坚决抵抗，才能扞卫国家的尊严和主权，而耆英则认为清朝实力不如列强，妥协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无奈之举。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外交行动上截然不同。林则徐的抵抗虽然最终未能阻止英国的侵略，但他的行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耆英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则备受争议，被认为损害了国家利益。

与郭嵩焘相比，郭嵩焘是中国近代较早主动了解西方、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外交家。他出使英国期间，深入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而耆英对西方的认识相对肤浅，他只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没有深入探究西方强大的根源。郭嵩焘主张通过全面学习西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耆英在外交上仅仅试图通过妥协来维持暂时的和平，没有从长远角度思考如何提升国家实力以应对列强。

再看曾纪泽，曾纪泽在外交谈判中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他在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的过程中，据理力争，凭借对国际法的熟悉和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挽回了部分国家利益。相比之下，耆英在外交谈判中往往过于软弱，轻易答应列强的苛刻要求。曾纪泽深知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外交手段与列强周旋，而耆英在面对列强压力时，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扞卫国家权益。通过与这些同时代外交家的比较，可以看出耆英在外交理念、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谈判策略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这也使得他的外交活动以失败和屈辱告终。

第十五章：耆英在晚清政治派系中的角色与地位

耆英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派系格局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拥有特定的地位，其角色和地位与晚清的政治局势及外交困境紧密相连。

在道光朝，耆英是主和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当时清朝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列强侵略产生了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耆英基于对清朝实力与列强差距的判断，主张通过妥协求和的方式来解决外交争端，避免与列强发生大规模战争。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一部分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认为清朝在军事上难以与列强抗衡，求和是保全清朝统治的无奈之举，从而形成了主和派。耆英凭借其皇族身份、道光帝的信任以及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因参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变得举足轻重，尽管这些条约备受争议，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外交活动被视为解决危机的一种途径，使得他在主和派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对朝廷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耆英的立场和行为也引发了主战派官员的强烈反对。主战派认为耆英的妥协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尊严，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他们坚决主张抵抗列强侵略，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不能轻易放弃国家权益。耆英与主战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政治斗争。在这种政治派系的博弈中，耆英虽然有主和派的支持，但也面临着来自主战派的巨大压力，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并非稳固不变，时常受到主战派的攻击和质疑。

到了咸丰朝，政治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