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重真相（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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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就在隔壁！门窗紧闭！毫无声息！

它是怎么进来的？怎么操作的？怎么离开的？

最关键的是，那个指引我们过来的、鬼魅般的影子，又是谁？

我的逻辑，我的证据学，第一次遭到了如此赤裸裸、如此诡异的挑战！

阿强已经吓得腿肚子转筋，话都说不利索了：“头……头儿……真……真有鬼？”

“有个屁的鬼！”我强迫自己冷静，蹲下身仔细检查尸体和工具，“装神弄鬼！一定是利用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机关或者暗道！”

可查遍了停尸间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地砖，每一寸墙面，甚至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都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那古怪的焦甜味，在停尸间里停留了很久，才慢慢散去。

第二天，我把医院里所有能接触到停尸间的人，从院长、医生、护士、清洁工，到最近三个月离职的人员，查了个底朝天。

一无所获。

这些人要么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要么动机牵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具备那种在我们眼皮底下无声无息完成窃脑、又凭空消失的能力。

案子走进了死胡同。

但那个幽灵般的影子，和那双浑浊死寂的眼睛，却在我脑子里扎了根。

我不信邪，决定扩大调查范围。

既然尸体是从各家送来的，也许问题出在源头？

我调取了最近半年所有被窃脑尸体的原始档案和家属信息，熬了几个通宵，用红笔在上海市地图上标记出每一个死者的住址。

看着那些分散在各处的标记点，起初毫无规律。

可当我凭着直觉，用尺子将它们两两相连时，一个模糊的、巨大的、歪歪扭扭的几何图案，渐渐浮现在地图上！

那图案极其复杂，像是一种非欧几里得的、违反正常空间感知的扭曲结构，所有线条最终都指向了一个中心区域——不是慈济医院，而是医院后方隔着两条街的一片老式石库门弄堂，名叫“福安里”。

福安里？

我精神一振，立刻带着阿强赶往那里。

那是一片典型的上海老弄堂，拥挤、嘈杂、充斥着油烟味和孩子的哭闹声，晾衣杆像树林一样伸出窗外，挂着万国旗似的衣物。

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图案中心点对应的大概位置——福安里十七号。

那是一栋比周围更显破败、更安静的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紧闭，门楣上的砖雕都有些模糊了。

敲了半天门，才有个颤巍巍的老太婆拉开一条门缝，露出一只浑浊警惕的眼睛。

“找谁？”

“阿婆，我们是警察，想打听点事。”我亮出证件，“这房子，就您一个人住？”

老太婆打量我们几眼，慢吞吞道：“还有我儿子。他身子不好，不见客。”说着就要关门。

我赶紧用脚抵住门缝：“阿婆，您儿子怎么称呼？做什么的？我们就是例行问问，最近这片不太平。”

老太婆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我儿子姓杜，叫杜醒。以前……以前是个读书人，后来得了怪病，就……就不大见人了。”

杜醒？

这名字有点耳熟。

我脑子里飞快搜索，忽然想起一份旧档案——大约五年前，租界发生过一桩离奇的学术丑闻。

一个叫杜醒的年轻留洋博士，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文，声称通过某种特殊的电磁共振和化学诱导，可以“阅读”甚至“转移”生物大脑中储存的“记忆信息”，甚至提出“记忆实体论”，认为记忆是一种可被剥离、存储的微观物质结构。

当时被主流学界斥为伪科学和疯子的呓语，不久此人就销声匿迹了。

难道是他？

“阿婆，您儿子是不是留过洋？研究……脑子的？”我试探着问。

老太婆脸色一变，猛地就要关门！

我早有防备，用力一推，门开了。

老太婆踉跄后退，惊恐地看着我们。

屋内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我在停尸间闻到过的那种焦甜金属味！

“杜醒先生在吗？我们是警察，想请教几个问题。”我提高声音，手按在枪套上，眼睛扫视着屋内。

里屋的布帘后，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和一个虚弱但异常清晰的男声：“妈，让两位警官进来吧。该来的，总会来。”

我和阿强对视一眼，撩开布帘，走了进去。

里屋更暗，只有一盏小台灯，照着床上一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如纸的年轻人。

他约莫三十岁，头发稀疏，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潭，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嘴角甚至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疲惫而了然的微笑。

他怀里抱着一个用黑布蒙着的、枕头大小的方正物件。

“杜醒？”我问。

“诸葛探长，久仰。”杜醒的声音